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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出於慈悲,豈能與居心叵測的西洋教士相提並論。”
張原“哦”的一聲,說道:“說來說去,徐郎中還是認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嗎,不管王豐肅輩是行善還是作惡,只要不是我大明人,就一律排斥是嗎,這等見識,真不值得一辯,徐郎中要辯,先把《春秋》的華夷之分搞清楚再辯。”
“張介子休得咄咄逼人!”
劉宗周邁步出班,先向皇太子行禮,然後正視張原,說道:“先不說火器能否增進邊軍戰力,只論天道和人倫,你之所謂西學正是亂天道壞人倫之異端,何謂天?天即理也,而天主教義卻言別有一主以生天、生人物,遂令人不識祖宗父母,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說也,至於尊奉天主就可昇天堂免地獄更是無稽之談,等同於行賄謀私,乃是邪妄之說。”
劉宗周寥寥數語,就比沈榷連篇累牘來得精闢和犀利,劉宗周顯然是研討過天主教義的,洞悉天主教最核心的教義——天主或者上帝是超自然的人格神,這與儒家的宇宙觀是完全相悖的,劉宗周繼承朱熹的理氣觀,認為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理氣合一、生人生物——
在張原看來,儒家這種否認有主宰宇宙的精神實體的觀點明顯勝過天主教的宇宙觀,所以他不能在此與劉宗周糾纏,劉宗周是儒學大師,這是劉宗周的長項,他恐怕辯不過劉宗周,而且容易與整個儒家學說對抗,所以必須揚長避短——
張原向劉宗周一躬身,說道:“佛有釋迦牟尼、道有元始天尊,這些玄遠虛渺之事先不論,我非天主教徒,啟龠東先生也不是佛門弟子,我與啟龠東先生只論經世致用之學,論君道、論臣道、論養民、論富民,如何?”
劉宗周欣然道:“好,先論君道,我來問你,君主如何產生,是西洋的天主、上帝任命的嗎?”
照一般民眾理解,君主是開國之君打天下當上君主的,後來的君主是繼承的,但儒家要把君主上升到哲學高度來闡述,張原道:“君權天授,天為民而生君,我以為這個天既非天主也非啟龠東先生說的理和氣,這個天是民意,民意就是天,太祖高皇帝掃平群雄、代元而立,正是上天厭亂,眷命高皇帝為生民主,所以開太平於後世。”
張原不想和劉宗周討論什麼“天理”、“誠意”和“慎獨”,他要談君主的責任和臣民的責任,那就是君道、臣道和民道,君權天授是儒家君主觀的共識,但張原在這裡轉變了儒家對於天的概念,把天理解為民意——
劉宗周道:“天為民而生君說得不錯,民意可以影響上天,但民意不是天,天道窅緲,求於本心,心為天地萬物之本,你莫要混淆了民意和本心。”
張原成功地將劉宗周引入君道之辯,他從“育民”、“養民”和君主要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來談君道,這正是有意限制君權的東林黨人劉宗周所欣賞的,對聽取辯論的皇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教育,張原不從華夏夷狄來討論元朝的滅亡,而是從施政策略和民心所向來論述,他說蒙古惟力是視,妄圖以武力征服萬邦,終致敗亡,所以一國君主如果為政有方,國力強大,國祚才能綿長,否則受其他強族的侮辱,上天也沒法相幫,這是宋徽宗父子的悲劇,也是後來朱由校弟弟朱由檢的悲劇,當然,現在可不能舉崇禎帝朱由檢的例子——
大雪紛飛,彝倫堂外已經是一片潔白,到午時初,雙方辯論將近一個時辰,王安見皇太子有疲倦之態,便向國子監祭酒朱國禎示意,朱國禎便宣佈今日辯論到此為止,與翰林院、詹事府諸官一起恭送皇太子和皇長孫回宮。
第一天的辯論就這樣結束,張原駁斥了沈榷等人狹隘的排外思想,而劉宗周與張原談君臣之道反把反對西學給忘到腦後了,蓮池大師始終一言不發,只是撥著念珠旁聽,沈榷提醒劉宗周明日要重回反對耶教和西學的辯論上來,從徐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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