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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辯論的奏疏是十一月二十日呈上去的,但深宮中的萬曆皇帝久久未批覆,就在大臣們以為那些奏疏又要留中時,臘月十六,詔旨下,萬曆皇帝下令將南京教案中的王豐肅、謝務祿這兩位傳教士押往澳門,不許再入大明傳教,教徒中聚眾鬧事的首犯鐘鳴禮、張寀二人充軍發落,封鎖正陽門教堂,其餘教士和教眾則不予追究;大統歷屢出舛誤,禮部與欽天監要儘快著手修歷,暫不引用西洋曆法;翰林院可以開設譯書局,翻譯西洋歷算、地理、醫藥、農田、水利書籍,以廣眼界,以正缺失——
皇帝還有專門的諭旨給方從哲、吳道南這兩位閣臣,說閣臣點檢題奏、票擬批答、平允庶政,乃是為皇帝代勞分憂,必得和睦共濟,以國事為重,以後上呈的奏章必須經由首輔簽署,其餘閣臣有異議可附擬於後。
萬曆皇帝當然不允許方從哲辭職,但吳道南也是他看重的,內閣現在就只有這兩個大臣,若趕走了吳道南,吏部少不了又要會推閣臣,爭得不可開交是肯定的,這與萬曆皇帝“無為而治”相悖,萬曆皇帝只想維持現狀。
對於方從哲而言,皇帝重申首輔的職權存了他顏面,但吳道南也沒有因此被奪權,依舊能對首輔的票擬持異議,明代內閣與前朝的宰相制度差別很大,內閣沒有決策權和行政執行權,只是一個議政機構,而且萬曆當政後內閣權力更見萎縮,前首輔葉向首就曾說“設立閣臣,不過文學侍從,其重亦止於票擬。委任權力與前代之宰相絕不相同。以無權之官而欲作有權之事,以有權之事而必責於無權之官,此從來閣臣之所以無完名也。”所以說在內閣權力衰落之際。首輔與次輔的職權差別不大,一切事務還都要皇帝來定奪——
萬曆皇帝沒有應沈榷之請而宣佈禁絕天主教,也沒有應徐光啟之請援引西洋曆法修改大統歷。這是萬曆皇帝一貫對付外臣紛爭的辦法,沈榷如願驅逐了王豐肅等人,但並沒有能禁絕天主教,徐光啟如願開設譯局,但引進西洋曆法修改大統歷的目的卻沒有達到,大辯論聲勢不小,前後歷經數月,繞了一個大圈,回到了原點。似乎什麼也沒有改變,這就是萬曆朝的政局。
沈榷對這一結果是不滿意的,他本想借禁絕天主教贏得朝野保守勢力對他的讚許。但皇帝沒有頒發禁教令。只驅逐了兩個耶穌會士,天主教在大明照常傳播。這實在是沈榷的失敗,而且京師士庶都知道他在辯論中敗給了張原,有損他的聲譽,且喜方從哲欣賞他,暗示明年京察後讓他升任北京禮部侍郎,北京禮部侍郎可不是南京禮部侍郎能比的,這讓沈榷感到欣慰,他打壓天主教的目的也正是為此,以後要再接再厲,——
徐光啟對未能保住王豐肅、謝務祿感到遺憾,但張原對這一結果卻是滿意的,王豐肅在南京傳教過於張揚,若留在大明,早晚還會激起保守的儒家士紳和佛教徒的強烈反對,而現在,因王豐肅、謝務祿的被逐,在大明的耶穌會士必得要調整傳教策略,這是張原所樂見的,最重要的是,張原開設譯局、翻譯西學典籍的目的達到了,大辯論看似沒有改變什麼,但其中的潛移默化,只有張原最明瞭——
因這次國子監大辯論,燈市街翰社書鋪六千餘冊西學書籍被搶購一空,很多士子還向武陵詢問利瑪竇的記憶法,武陵很聰明,不說沒有此書,只含糊說將隨後推出,把這些讀書人的心吊住,不時再來光顧,也會買些其他書。
臘月二十休沐日,武陵回到李閣老胡同向張原彙報書鋪經營狀況,武陵道:“少爺,到底有沒有‘利瑪竇記憶法’這種書?”
張原道:“我曾問過金尼閣,記憶法是有,書沒有。”
武陵道:“不如編這麼一本書,肯定大賣,很多書生都到咱們書鋪問這本書呢。”
張原靈光一閃:何不把利瑪竇記憶之宮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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