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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謀又接著問道:“那麼我再請問理欲之辯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是誰提出來的?”
雖然這個問題司馬謀是輕描淡寫的提出來的,但是柳浩天卻渾身打了一個冷戰,這個司馬謀太陰險了,如果要是一般人來回答他的這個問題,一定會陷入到他的這個陷阱之中。
哪怕是國學精通的人,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境界,也根本無法正確回答出司馬謀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陷阱極深。
柳浩天微微一笑:“在我們華夏倫理思想中有兩個重要的範疇,也就是天理和人慾。
理是必然的規律與準則,在和欲對立的時候,主要指的是道德原則和規範,而欲主要指的是人們對於物質生活的慾望。
理與欲的對立,最早見於《禮記.樂裡》這本書,原文的內容是: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質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
在先秦時期,就有縱慾、無慾和節慾等主張,當時與欲對立的觀念是道。
到了宋元明清時期,理與欲的關係問題成為當時倫理學討論的中心問題。
而宋明理學中的理欲之辯,形成於張載和程顥程頤期間,集大成於朱熹和王守仁兩人。
張載把理欲問題同人性問題聯絡起來,認為天地之性是天理的體現,氣質之性是人慾的表現,他把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主張返天理,反對徇人慾。
程顥、程頤又把理欲問題與所謂古聖賢相傳的“道心”、“人心”聯絡起來,認為“道心”是天理、善的根源,“人心”是人慾、惡的淵藪。
朱熹嚴辨理欲,認為“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二者絕對對立,不可並存。他明確地指出,天理就是封建社會的仁義禮智,就是三綱五常。天理至善,人慾則惡。他要求人們“革盡人欲,復盡天理”。
明代的王守仁也要求人們“靜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做到“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慾之雜”。”
柳浩天說完之後,司馬謀的眼神微動,從柳浩天剛才這番回答中,他聽得出來,眼前的這個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來者不善,早有準備。
司馬謀輕輕點了點頭:“不錯,說的很好,很巧妙的避開了我這個問題的陷阱所在。”
柳浩天微微一笑,充滿挑釁的說道:“那麼請問司馬先生,對於此事你怎麼看?”
司馬謀冷冷的看了柳浩天一眼,笑著說道:"理欲之辯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個人價值觀的主要內容。
儘管它所強調的整體、國家有著特定的歷史內容和侷限,但它所強調的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先公後私、以理節慾、顧全大局等原則符合今天我們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重要內容。同時,它提倡利人不外己、達情遂欲,這種“利”與“義”、“理”與“欲”的一致性,不也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所非常重視的嗎?
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包括兩個重要原則,一是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原則;二是集體關心愛護、注重個人利益原則。
關於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二者的關係,太祖曾經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既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又要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區域性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
今天,市場經濟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由於市場交換的需求,金錢的作用和地位被大大提高,加之利益結構的不斷調整和重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們對物慾的渴望與追求。其實,合理的物慾追求是無可厚非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大力發展生產力,使人們的物質需求極大地滿足,以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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