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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外,赤山會還提供兩千多船工、水手編入敘州水營,確保韓謙從敘州調來的兩千精銳裡,能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數,都作為骨幹編入能登陸作戰的戰卒。
韓謙能用的精銳老卒,僅這兩點,徐明珍、溫博等壽州將吏就少估算近三千人。
棠邑兵短時間內急劇擴大到兩萬四五千兵馬,以前者計算,精銳老卒比例僅兩成稍多一些。
再加上徐明珍、溫博等人誤以為浦陽、亭子山兩仗,棠邑兵老卒傷亡極大,會令棠邑兵的老卒佔比,更大幅度的下降銳減。
而以後者計算,棠邑兵精銳老卒比例將近四成。
倘若將由左廣德軍舊部為主的廣德府民勇計算在內,棠邑兵精銳老卒佔比則超過五成。
浦陽、亭子山兩仗,棠邑兵看似傷亡慘重,但實際並非如此。
韓謙在棠邑編兵為伍,新老卒並非平均分配,而是甲類營、乙類營進行區別。
甲類營的精銳老卒佔比,要比乙類營高得多,一個差不多佔到七成,一個則僅有兩成。
浦陽、亭山兩仗,主要是以乙類營充當主力,更精銳的甲類營則部署在側翼,主要透過前插打反擊等方式,穩固局面,分擔乙類戰營的的壓力。
韓謙如此安排,一是如此殘酷的消耗戰中,他只能狠下心,更多的拿新卒當消耗品,一是要麻痺徐明珍、溫博等人的判斷。
實際上浦陽、亭山兩仗逾四千人的傷亡,對棠邑兵的戰鬥力影響,相當有限。
還有一點是徐明珍、溫博等壽州將吏所忽視的,那就是敘州的武官培養體系。
他們以為壽州三千常備兵力,基層武官數量頂多保持在三到五百人的樣子。
即便擴編時,大批老卒能提拔上來,但這些老卒要適應指揮十數人規模的小隊進行作戰,還是需要一個較長時間內的學習、適應過程。
即便金鼓戰旗等作戰訊號的學習,對不識幾個字的大老粗們而言,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痛苦的事。
事實上,敘州除了七縣五十餘鄉形成以左司子弟為基礎的胥吏團體外,三千常備將卒接受過一年期以上的識字及基礎作戰指揮培養的,便超過一半。
金陵事變後,林海崢、趙無忌、周處、馮宣等人一度離開敘州兵指揮體系,到各縣執掌縣政。
韓謙如此安排,除了是方便騰出位置,使趙啟、何柳鋒、肖大虎、竇榮、魏續、郭卻、奚發兒、林宗靖等人擔任營指揮一級的將職,同時也是方便林海崢、馮宣、趙無忌等人在統兵作戰之外,去適應處置更復雜的軍政事務。
韓謙同時將三千州兵,以哨隊為規模,輪流拆散到諸鄉參與駐防、工造、屯墾、開墾河渠、緝盜捕寇等事,除了更充分利用三千州兵的人力外,也使得隊率一級的基層武官得到充分的實踐培養——隊率一級的武官與鄉巡檢使及鄉佐吏之間的調動也是頻頻發生。
韓謙脅裹左司斥候、子弟、工師進入敘州時,就已經著手利用有限的資源,成體系的培養各類人才。
徐明珍、溫博為首的壽州將吏不能深刻認識這一點,對短短一個月就急劇擴編到兩萬四五千人的棠邑兵的戰鬥力,怎麼可能有精準的判斷,繼而又怎麼可能準確判斷韓謙的作戰意圖?
甚至接到棠邑兵乘戰船向進入裕溪河,進攻東溪關的訊息時,絕大多數的壽州將吏,還是認定韓謙是急於爭奪對巢湖通江水道的控制權,確保楚國東西兩地的聯絡不會受到削弱。
這時候滁州、巢州的守軍反應還是緩慢。
大家都清楚裕溪河積淤嚴重。
即便東關寨一時失守,敘州水營的戰船想進出巢湖也極困難。
絕大多數的壽州將吏認為他們掌握著巢湖東西兩岸大多數的戰略要地,不要說他們認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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