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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延益這個想法不是突然萌生的,也不僅僅是受了楊清源的《共和書》的啟發。

神州的法治思想在遠古時代就已經萌發。

古籍之中便已有記載,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至先漢之時,漢書之中便記載: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翻譯成現代漢語,法律是天子和全國人民都要共同遵守的。

到了大周,已經有士林學者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了。

法非天子之法,而為天下之法。

這種思想雖然大膽,但還是能夠被普世價值觀接受的。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種樸素的法治思想自古以來便有之,且在百姓之中廣為流傳。

雖然文官集團在後世網路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不得不承認,在限制君權之上,文官集團的貢獻是最大的。

比如藍星明末的文官集團,最大的問題不是限制君權,而是過度鬥爭和失衡,使得其一家獨大,特別是浙黨的崛起。

這裡順便提一句,文官集團不過是一個政治集團的代表,他們內部也有鬥爭,也有矛盾,並不是一個整體。比如明末的東林黨中,就有齊黨、荊黨、楚黨、浙黨。鄉黨、朋黨、政黨都會形成不同的派系。

不過單就限制君權,藍星明朝的文官其實做得還不錯。

限制君權本就是儒家思想之中的應有之義,只不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使得儒家變成了皇權的附庸。

《周禮·武成》:“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天子垂拱而治的思想歷來是被人所推崇。

皇帝作為政治象徵,不過度的參與到政治當中。

不是每一個皇帝都能夠漢武、唐宗一樣英明神武,一個隋煬帝式的昏君,其對於社稷的危害性遠遠勝過三個強大的敵國。

但是文官集團的代表不一樣,能夠從科舉走上仕途,最後登頂的人物,其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都是人中頂尖。

並不是什麼人都有執掌一國的能力,比如後世的政治作秀固然能獲取選票,贏得大選,但是他們有沒有能力執掌一國,這個答桉是不確定的。比如某個演員出身的司機。

同樣的道理,相比於繼位的皇子,歷縣郡府州的文官的能力久經考驗,自然更值得信賴。

當然也不是說文官就絕對好,文官集團最終也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一旦讓文官獨掌大權,沒有制衡者,就會出現明朝中後期的情形。

明初三大營被廢之後、重新組建了十二團營。

自此之後,代表天子親信的宦官勢力便徹底被清除出了京營,京營、內閣、六部、都察院都是文官說了算,以巡撫轉隸都察院為標誌,文官成為了各地的最高軍政長官。

一家獨大,政治失衡,這就是就明朝崩潰的原因之一。

或許偶有國士,可以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來限制文官集團,比如推行考成和一條鞭法的張太嶽,為大明續命八十年。

但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階級的階級。

所以在張太嶽死後,被文官集團近乎瘋狂地攻擊。他改革的成果也毀於一旦。

故而,在文官執政的時候,需要有人來制衡文官,不能讓文官集團掌握絕對的權力。

司法、監察、兵事,不能再由文官插手。

鬥爭和制衡有時候才是政治平衡穩定的關鍵。

藍星有位大政治家曾經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共和也好,立憲也罷,莫外如是。

有政治必有派系,古今皆然。

於延益看向了楊清源,這不是他的突發奇想,而是早就在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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