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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直在軍情司任事;唐淵等人則是洞荊聯軍接受招安之後就秘密接受軍情司的策反,一直潛伏在孫彥舟、胡盪舟等人身邊,接受軍情司的指導、領導也有好些年頭了,都可以說是軍情司的老人。
在潁州大捷後,除了楊霽、韓雲昆等將率領起義人馬組建驍勝軍第三鎮外,唐淵、虞謨等原歸德軍潛伏人員則大多編入軍情司加強軍情參謀司的工作。
進入紹隆十年,在條件初步成熟之後,徐州行營便進一步安排這些武吏率領小股精銳,深入泰沂山區,與當地的義軍及群眾配合,在濟、沂以北的敵佔區展開遊擊襲擾作戰,進一步削弱赤扈人對齊魯中部地區的控制力,這也是未來收復整個齊魯大地的關鍵鋪墊。
相比較而言,河洛行營及京西行營,對崤華、中條山及王屋山、太嶽山等敵佔區的滲透、聯絡工作,要更為順利、徹底。
在進入紹隆十年之前,赤扈人及降歸漢軍,看似還牢牢控制潼關、平陸、垣曲(軹關陘)、沁陽(太行陘)、共城(白陘)等關鍵關塞城池。
不過,河洛行營、京西行營重點聯絡崤華、中條、王屋、太行山南麓諸山的義軍隊伍,派遣大量的人員去加強、發展義軍隊伍,加強對敵佔區腹地的襲擾,也克服一切困難,肩挑背扛,將一批批兵甲戰械以及緊缺物資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強義軍在深山之中的營地建設以及自身的生產能力。
進入紹隆十年之後,一支支經過加強之後的義軍隊伍及山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將潼關以及敵軍在黃河北岸所佔據的幾座門戶城池孤立起來。
與此同時,河洛及潁水、蔡河及渦水、泗水沿岸的屯墾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一方面是恢復這些地區的農耕生產,恢復潁水、蔡河、渦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設,一方面將高達兩百六十萬的民眾,主要以屯輜兵的形式重新進行組織。
一直以來,司空府(行營、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陽、荊北等地較為徹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紳宗族主導的傳統社會結構被戰爭摧毀。
包括荊北地區也是被洞荊聯軍犁庭掃穴般梳理過一遍,桐柏山裡更是最早就被匪亂清理過一遍。
南陽、襄陽雖說沒有直接經歷戰亂,但十數年來除了始終擺脫不了唇亡齒寒的危機外,徐懷執掌數萬精銳駐紮一側,也是當地無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勢力的關鍵原因。
士紳宗族大規模從南陽、襄陽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鄴等地形成一股反對新政的勢力,但在逃京事變後,也被徐懷無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晉莊臣父子等一批人被處以極刑外,還有數千與晉家有牽連的南陽士紳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後續司空府在壽濠光州等地完全以鄉司執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這些地區被戰亂摧殘得更為徹底。
然而在江東、浙東、荊北、江西等地,徐懷卻不得不採取更為溫和,甚至可以說是妥協的手段,僅僅對士紳宗族私佔的田地進行清理,推動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運動,以此緩解底層的矛盾、增加地方稅源,儲備一部分官田,卻並沒有直接去觸碰最底層的治理結構。
這裡面除了廣泛設立鄉司(巡檢司)缺乏足夠多的合格鄉吏去填充外,更主要還是在這些地方沒有經受戰爭的摧殘,傳統的社會治理結構相對穩固。
這個穩固,不僅僅是士紳宗族勢力在基層社會異常頑固強大、根基深厚,不僅僅傳統的宗族家長制觀念千百年來早就根植於人心,更為重要的是底層民眾,特別是相對富庶的江淮、荊湖佃農階層,只要願意付出辛勤、夜以繼日的勞作,還是能勉強掙扎著存活得下去,又習慣於對宗族的依附,沒有去推翻或直接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願。
這個意願不要說很強了,甚至連萌芽都有些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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