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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肇財政收入中,榷酒收入僅次於兩稅、榷鹽,居第三位。不同於鹽茶課利全部送納朝廷,酒課為中樞與地方共享財賦,其利入多隸地方財計。太宗、宣宗兩朝十分重視酒課的增收,酒課收入急劇增長。面對鉅額的酒課,朝廷當然不會繼續放任其悉留地方。
隨著國家榷酒收入的不斷增加,中央與路級機構開始分取部分酒利,慶康新政其中一項舉措即將混亂的地方酒課正規化,透過路轉運使掌榷酤,部分酒課已經分隸路一級政府。天聖元年酒課開始以添酒錢的形式經轉運司上供中樞。所謂添酒錢就是提高酒價,提高酒價對於增加酒課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漲價自然會降低百姓的消費能力,但卻改變了酒課收入中樞與地方支配權的分配比例。原有的酒課定額仍留在府縣,透過漲酒價而多賣得的酒利上供朝廷,在榷酒總收入無大增長的情況下,歸朝廷支配的錢數越來越多。自此中樞、路級、府縣三級酒稅分隸的形式得以確認下來。
只是如此一來,路監司與地方,尤其是三京四甸的矛盾日益突出起來。原因就在於添酒錢的出現,而添酒錢對於路轉運司乃是一項新增的收入,這筆錢數量越大越能加重轉運司的話語權,不僅中樞將添酒錢作為轉運司官員升遷銓敘的重要考評,而且轉運司也可因這筆款項加重在地方的事權,如水路交通建設及維護,倉庫務坊的規劃等漕司事務皆可繞開地方實施,無須再看地方眼色,而地方因為酒課成了定額收入,反而水利、築城等大工程需漕司襄助方可。
地方各府監軍城本無正店榷曲自釀,只能從地方酒務或從京輔正店批發酒零售,而添酒錢直接由酒務及正店上供轉運司,相對三京四甸,地方酒課本來並非主計收入,所受影響遠不及三京四甸如此劇烈。主因是東京酒水開始侵佔本地市場,路轉運使皆由朝官遷轉出任,這些官員本身就與京城仕宦顯貴幹系深厚,而東京正店與官宦宗親更是關係匪淺,尤其是京師不設都轉運使司,朝廷透過正店直接上供添酒錢,這其中便有操作之處。首先東京正店能以極低運費甚至以軍資轉運名義免費發運到地方,再透過酒務發售,如此以來,京師酒水與三京四甸本地所產價格相比竟相差無幾,而京師酒水素來更受世人推崇,因此銷量逐漸侵剝本地酒水市場份額,傷害的乃是地方原由酒課份額收入,地方財源損失頗豐;其次東京正店因銷量大增,便大量撲買都麯院的酒麯數量,自天聖三年至今都麯院從年制曲四十萬斤增長至七十萬斤,近年已經突破百萬斤,再加上各正店釀酒所費糧食,便導致京城糧食缺口增大,糧價不斷攀升,而京城經營糧食各行的行首們與正店差不多都是一個東家,因而在糧食上又有所斬獲;最後,因京師缺糧,於是朝廷又放出採買糧食的份額,要求各地轉運司,尤其是緣邊轉運司採買糧食以供應京師,而導致地方糧價走高,因此三京四甸正店釀酒成本也不得不漲價,而漲價就成了添酒錢又被轉運司一刀切走。如此一來,京師酒價漲幅反而低於地方,其銷量一日勝過一日,朝廷與中樞只看酒課收入日豐,最苦的便是三京四甸,酒課收入反而日漸蕭條。
而三京四甸的地方官也不是逆來順受之輩,以丹南路為例,為何已經兩年未設轉運使?皆是前任轉運使為地方構陷而落職,朝廷不得不略作妥協,而京師酒水這些年在應天府也是不敢公開發售,只能從其他監城走私而來了。國家宇內,還有如此走私之事,也真是咄咄怪事。
咄咄怪事是蒼龍固說的,但是由希古、營丘栿這些幾個丹陽地方人物表現出來的神韻卻是格外有些不同尋常意味,尤其是營丘栿與萊觀卻好似旁觀者,似乎事不關己一般。
雖然蒼龍固沒有直言,但是意思很明白了,都轉運使司隨著轉運使到任,如何配合經撫司把第一把火燒起來,明日二位大臣見面就要有一個定論。今夜蒼龍固來此並不是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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