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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價了?”
話說開了,大夥兒的情緒也都高漲了。至於這等生意經,放在後宇朝乃至大晟或許那些官宦不屑與此,便是大綦也是放縱親眷乃至家奴經商,官員們也是冠冕堂皇的擺出一副厭惡銅臭的嘴臉,然而大肇乃是天下的異類。
概因當初大肇太祖與一眾義社兄弟不只是武藝出眾,也是靠著商賈買賣才有了培植黨羽的本錢,而大肇建國初始,也是靠著當年啟封城如今的東京城內的商人們支援,才有了招兵買馬征戰四方的底氣,因此建國伊始雖然依舊貫徹各國都引為圭臬的重農抑商之策,但是卻定下了封爵不世襲、封邑不就食、田產不禁售的國策,於是許多土地逐漸集中在了皇親國戚以及仕宦豪門手中,無地百姓若是沒個營生便是動亂,這也迫使大肇歷代帝王大幅度放寬了商業之禁,於是以四京四輔為首的城市快速興起,不同於列國所謂城市中市民便等同於商人,大肇的市民皆是仰賴商業流通而從事工商行當的無地百姓了。
太宗朝時只在四京設定都商稅院,一年的商稅收入便達到百萬貫,而宣宗時,雖然慶康新政無疾而終,但並不意味宣宗一事無成,便是在宣宗手上,大肇才經營為不同於列國的一支奇芳。
宣宗時率先打破了百姓居住的“坊”和交易的“市”的界限,使東京成為天下最為自由開放的所在,其次更是在一眾改革官員的支援下,又解除了宵禁制度,東京率先形成了夜市和曉市,然後便是四京,再四輔,如今七下府也一併處置。許多重商政策不一而足,都商稅院也在四輔開設,終宣宗朝,各項雜色商稅合計高達一千二百萬貫,商稅皆透過都轉運司直算中央,大大緩解了中樞財政緊缺壓力。
至於官員經商即是朝廷法度寬鬆之故,也有不得已之原因,其中文官經商乃是自下而上的過程,起因便是廣大基層官員俸祿太少,不足以養廉之故。
之所以說是自下而上,便是大肇官俸也算是歷朝歷代的奇葩了,對比列國也算獨樹一幟,那便是並非大肇整體官俸過低,可若論開支只怕官員們的俸祿已經佔了年計二成有餘了,之所以低階官員俸祿過少,實在是大肇官員數量實在是天下之最。
只拿大綦與大肇對比,大綦疆域三倍於大肇,人口則倍之,而京官只三百六十人,外官也不過五千人,而大肇內外官員合計兩萬人,吏員便有十九萬人,以上還都是文官以及三班以上武官。
若是量入而出便是維持如此許多官員也並非難以為繼,只是另一項制度便將官員們也分了三六九等,到手的俸祿簡直是雲泥之別。
不同於列國制度,如大晟、大肇皆是官員按照職司、品級、爵位勘定俸祿,但是大肇畢竟是廢止了封疆裂土以及世爵世祿,而又為了加強對於地方管理,有設定許多臨時派出機構,這便是差遣的由來,而且對於官員的權責較本官更重差遣,本官便是寄祿官只是確定官祿。
比如承公如今寄祿官遷給事中,貼職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差遣丹南路經略安撫使、管內勸農使、知應天府事,丹南路馬步軍都總管、丹南路沿海水軍制置使、提舉本路兵馬巡檢盜賊事,爵開國侯,實封三百戶。
因其本官低於貼職,故按貼職循例發放,年給料錢十二萬錢,還有春冬兩季賜衣綾五匹、絹十七匹、羅一匹、綿五十兩;職名年給添支錢二十萬錢;差遣年給添支錢六十萬錢;四輔知府職田兩千畝,定額標準每畝三鬥,合米六百石,折錢四十萬錢;元隨傔人七人者所費也是公支,至於迎來送往、四時宴飲、車駕屋舍等概由公支。
合計算來承公為帥臣一年,各項收入折錢超一千六百貫。如承公者,不蓄妓、不納妾、不經商、不置田產、許多開支都是節省下來以資助鄉里及轄地內貧弱學生,世人因此稱之清廉。
而對比地方下層官員,比如縣尉由希古,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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