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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就有點不夠周全,至少決策過程沒有都形成到秘奏上,一部分還要依賴黃權的口頭釋疑。
於是劉備隨口一說,讓黃權下次記得關照諸葛亮:河東河內那邊,再有任何需要朝廷全域性配合的議題,在秘奏的時候,記得學學你李師寫會議紀要。
然後,從這年夏天開始,諸葛亮也成了會議紀要的第一個“受害者”,開始學習模仿老師的辦公文體,把決策討論過程都附在附錄上。
(注:稍微澄清下。在正式朝議上,每個大臣在君前說了些什麼,也都會被秘書郎記下來,但僅限於朝議。至於臣子的奏摺,是不用寫討論決策過程的,皇帝也不看)
且不說這些長遠影響,單說劉備全盤接受了李素對擴軍練兵部分的意見後,繼續往下看工商稅改革,然後很快也不得不承認,李素的謀劃比他一開始拍腦門的想法要持重得多,也更循序漸進。
李素建議劉備:今年絕對不能立刻開徵新式工商稅,不能試圖形成常法,那樣反抗太激烈了。第一年應該放出風聲後,承諾“即使要進行這個改革,也得從後年開始收,今明兩年肯定照舊,給民間適應期,同時利用這段時間討論新商稅的具體實施方案。”
同時,放出這個風聲後,朝廷可以先做出承諾,今年仍然以富商和勳貴產業的主動帶頭認捐為主。但所有的認捐,到後面都能抵扣翻倍的免稅額度。
比如今年捐了一億錢,後年這家鉅富勳貴的年稅前利潤是五個億,按照稅法要繳納一個億,那麼這一億就不用交了,甚至大後年還是一個億稅,可以繼續抵扣,抵掉兩年。
這樣也是為了分化瓦解富商豪族勳貴系統,讓主動投靠的分享更多減免。
當然稅率的具體演算法,肯定後續有時間可以慢慢再討論,不太可能真的按照“純利潤按比例納稅”的辦法,畢竟這個時代沒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也算不出對方的純利潤是多少、成本是多少。
所以,從型別上來類比,工商稅收的肯定不是“增值稅”而是“營業稅”,就按照漢朝舊制,從目前的“市稅”上改。
這些具體說起來就複雜了,真到這一波仗打完再說。
反正漢朝此前就是有作為常法的“市稅”(在特定市場區域交易,收2%交易稅),以及理論上作為法外臨時措施的“關稅”,但絕無手工業生產環節的稅,未來肯定要慢慢梳理、統一。
(關稅在春秋戰國時以過諸侯國之間的邊境關隘才交,秦統一後理論上都是一國,不該繳關稅。漢初也為了政治正確,顯示天下一家商人流動沒有‘出境’,所以也不收關稅、只收市稅。
但西漢後期沒錢花了,加上東漢大部分時間,都事實上法外恢復關稅,也是每過一個郡/封國邊境、或者朝廷有都尉駐軍的關卡,收貨值的2%。進入戰亂後各方諸侯為了籌措軍需,再法外加重比例,也都很正常,有加到10%甚至更高的。
另外一貫以來的“市稅”也只是理論上按營業額交,實際上是有監管市的官吏、行會組織包稅的。也是因為查賬困難直接徵收成本太高,包稅人就按照去年這個市的銷售額估個數字、給官府交2%,官府認了就行。
類似於日本戰國時的“座”,或者西方的“同業公會”。信長遊戲裡的“樂市樂座”其實就是取消市的包稅官,諸侯直接對商人統計交易額、直接徵稅,不讓包稅中間商賺差價。)
這麼複雜紛亂的徵收方法,也沒個穩定的制度,每一環節的統計都有很多貓膩。如果劉備和李素未來能把統計手段嚴格起來、稅的種類合併、去掉不合理的中間承包人牟利操作空間、而且做好朝廷中樞和地方的利益分配。
那麼,相信哪怕稅率的百分比看起來稍微提高几個點,甚至一成,商人的反彈也不會太激烈。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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