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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巴還私下跟劉備表達了一種觀點:

桓靈時天下大亂,漢統衰微,當時可不是僅僅因為“戰亂不斷,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併、貧富懸殊等等種種社會弊端,已經積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點結束戰爭狀態,卻不解決社會問題、不對社會經濟運作做好改造的話,就算重歸和平,說不定反而掩蓋了更多問題,那也就是回到衝質桓靈之前的漢安帝、漢順帝時期。

換句話說,形勢會比桓靈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說桓靈狀態屬於“三十年後就要亡天下”,安帝順帝時期也不過是“六十年後要亡天下”。

劉備總不會希望他將來傳位給後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劉秀中興的效果還差得遠了——當然這話劉巴不敢直接說,只是潛臺詞裡隱藏了這個道理。

最後,劉巴敏銳地指出,說他這些年來搞經濟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誨、學習進步,揣摩出了一個道理:

那就是戰爭狀態可以轉移內部矛盾,並且利於推進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為沒法用“需要上馬這項改革來提升朝廷對外戰鬥力”這個藉口,讓一切阻撓者讓路。

而戰時體制,可以把一切阻撓改革的人打成通敵,也能合理合法加強動員,對於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所以劉備不該覺得戰時狀態是一種負擔。

劉巴還舉了個例子:要是戰爭那麼快打完了,陛下還有什麼理由繼續發行“戰爭國債”?還沒來得及幹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夠財力支援嘛?為什麼不趁著戰爭的尾聲夾帶私貨呢?

(注:必須澄清一點。利用戰時的緊急狀態更利於做事,這是一把雙刃劍。在劉備、曹操這些人手上,是確實革除弊政、為國為民改革興利的。

但歷史上也不乏嚐到這種制度好處後,賴在戰時體制的便捷性上不肯過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裡,前八年就屬於利用戰時體制做了正事兒,扛住諸葛亮的壓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諸葛亮死後,曹叡的最後六年沒了外部威脅,就屬於賴在戰時體制的紅利裡不肯下來,依然高強度動員,但搜刮來的民力都用來造宮殿個人享樂,腐化墮落。所以我並不是一味為戰時體制的優點鼓吹。)

這話劉巴也是不能在朝議上說的,太陰損了,私下裡跟劉備說說倒是可以。

而且劉備想拒絕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現成擺著呢,就說不忍河北百姓連續受苦,完全不用提別的。

劉備聽後果然猶豫了,沒有再被法正的意見左右,決定去雒陽,問了李素和諸葛亮再拍板。

可見四十歲的劉備,還沒那麼自負,不至於說出“事事問丞相,莫非朕不知治國”這樣的話。

九月初六的朝議上,劉備就敲定了三件事兒:

先是正式討論封司徒鍾繇為槐裡侯,食邑三千戶,這個很快集議透過生效。

隨後劉備就宣佈,即日起御駕東巡雒陽,百官也另定計劃,分批在三個月內前往雒陽。明年的新年朝會,會在雒陽舉行,到時候也會在雒陽重新郊祀,把朝廷職能全部搬過去。

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會有少量官員被要求留在長安組成過渡期班子,那就等於是跟著鍾繇退居二線了。

至於長安周邊的軍隊,除了要留守關中、警戒西北的之外,其他應該跟著朝廷走的部隊,拖到明年春耕結束後再動身。

因為軍隊人多,可能涉及十幾萬人,這些人在關中地區再多吃四個多月糧食,也能減輕雒陽那邊的糧食運輸壓力,減少浪費損耗。

雒陽的糧食,未來終究是要靠關東的河南河北供給,否則狹小的伊洛平原絕對養不活百萬級的人口。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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