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合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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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武裝曾直逼唐廷首都長安（今西安）的近郊，成為當時的主要威脅。李世民即位後，經過三、四年的認真努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好轉，政權得到一定的鞏固，便對突厥的騷擾從防禦轉入反擊。[44]但是同時對它周邊的少數民族採取懷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

627年（貞觀元年），又說：“朕以天下為家。”

644年（貞觀十八年），又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這種認識和思想，顯示了處理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政策。

630年（貞觀四年），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後，沒有采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採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bJ）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設定了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戶，又在突厥原居地設定了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立了新的羈縻府州制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制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調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了多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形成，奠定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