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黃帝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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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晉朝黃帝篇（16）

經濟

孝武帝時，在經濟上實行了賦役改革。西晉時行佔田課田制，無論田之有無多少，一律按一夫五十畝計稅，共收田租四斛。東晉成帝年間，又改以田畝為準，丈量百姓之田，按一畝三升徵稅。到了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又依據形勢變化，恢復了西晉以人丁為準的賦稅方法，王公以下每口徵稅三斛，在役之人不交稅。為了保證稅源，太元年間還“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裡伍”。透過這次賦役整頓，東晉經濟大有改觀。史載：“至於（太元）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文化

孝武帝與乃父簡文帝提倡玄學不同，而是標榜儒學。

寧康三年（377年）九月開講《孝經》，尚書僕射f謝安侍坐於旁，尚書陸納伴講，侍中卞耽伴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手執經書，中書侍郎車胤與丹陽尹王混選取文句，為當時的一大文化盛事。孝武帝還親行釋奠禮，後又試圖恢復明堂郊祀之禮。

太元九年（384年），尚書謝石奏請恢復國學，與已有之太學並立，得到孝武帝批准，於太元十年（385年）二月立國學（國子學），命公卿子弟入學，同時還在國學西側修建“夫子堂”，開廟學合一之先河。此後國學一直延續，並演變為國子監，成為歷代之最高學府。

太元十一年（386年）八月，孝武帝加封孔子後裔孔靖之為奉聖亭侯，並建立“宣尼廟”以供其奉祀孔子。孝武帝時期在建康建立的孔廟是曲阜闕里之外建立孔廟的濫觴。孝武帝尊儒興學的舉措，也是與政治上恢復皇權相配套的，不過收效不是很好，國子祭酒殷茂上疏稱：“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請求孝武帝加以整飭。孝武帝雖採納他的意見，但未見舉措。[31]

孝武帝還實施弘揚佛教的文化政策，他在寧康三年（375年）遣使請高僧竺法義“出都講說”[34]，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1]在《高僧傳》、《廣弘明集》等文獻中，儲存了孝武帝所頒發的《俸給釋道安詔》、《詔賻竺道潛》、《詔賻竺法汰》、《與朗法師書》等文書，反映了孝武帝與高僧大德們的密切關係。孝武帝還修建皇泰寺，捐獻潛邸為本起寺。[35]由於孝武帝對佛教的扶持，佛教勢力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一些佛教徒也得到孝武帝的寵幸，進而影響朝政，史載“姏姆尼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36]

歷史評價

宋明帝劉彧所撰《文章志》的評價是：“帝聰惠，推賢任才。”[37]

魏收等《魏書》的評價是：“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暱謅邪。於時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38]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與虞世南的對話：“公子曰：‘（東晉）中興之政，鹹歸大臣，唯孝武為君，威福自己，外摧強寇，人安吏肅。比於明帝，功業何如？’先生（虞世南）曰：‘孝武克夷外難，乃謝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於委任會稽（司馬道子），棟樑已撓，殷（仲堪）、王（恭）作鎮，亂階斯起，昌明之讖（指“晉祚盡昌明”），乃驗於茲。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傾覆，比蹤前哲（晉明帝），其何遠乎？’”[39]

房玄齡等《晉書》的評價是：1“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奸臣自隕。於時西逾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衝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強氐自泯，五尺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