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黃帝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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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士族專權的局面更達到極點，桓溫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連謝安都視其為“君”[2]，史稱“政由桓氏，祭則寡人”[1]，而他的野心則是要簡文帝“禪位於己”[3]，達到傾移晉鼎的目的。簡文帝登基僅八個月便得了重病，於鹹安二年（372年）七月二十三日連發四詔，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溫入朝輔政，桓溫故意推辭；五天後，簡文帝病情加劇，遂冊封會稽王司馬曜為皇太子，並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說：“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4]此時的晉朝國運可以說到了千鈞一髮的地步，因為桓溫完全可以憑藉簡文帝遺詔而篡晉自立，這是其他士族所不願看到的。因此，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當著簡文帝的面撕掉了這封詔書，簡文帝被迫同意將遺詔改為“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王丞相（王導）故事。”隨即簡文帝駕崩。[4]但群臣中仍有懾於桓溫淫威的人提議：““當須大司馬處分。”出身琅琊王氏的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說：“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於是朝議確定，皇太子司馬曜登基為帝，是為孝武帝。[4]崇德太后又以司馬曜年幼，又在為大行皇帝服喪為由，再次命桓溫行周公居攝故事，命令下達後，王彪之說：“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此令遂未施行。[4]就在晉室命懸一線、不絕如縷的關鍵時刻，各家士族門閥聯手阻止了桓溫篡晉的陰謀，確保了司馬曜的順利即位及東晉王朝的延續。

孝武帝司馬曜剛繼位三個月，就發生了道教徒盧悚率眾三百人攻入建康殿庭，掠取武庫兵器，欲復辟海西公司馬奕的變亂。此亂矛頭直指桓溫，客觀上增加了王、謝等士族抗拒桓溫的效果。桓溫在寧康元年（373年）二月自姑孰入京，風傳他有誅王、謝，移晉鼎的打算，王坦之、謝安等嚴陣以待，桓溫也只就前一年冬所謂彭城妖人盧悚率眾突入殿庭一事窮加究治。[4]稍後桓溫生病，病中猶要求朝廷為其加九錫，王坦之、謝安等延宕其事。[3]是年七月，桓溫死。孝武帝繼位之初的危機期總算有驚無險地過渡了。

謝氏秉政

桓溫雖死，門閥政治的格局依然延續。由於孝武帝年幼，為了防止桓溫之弟桓衝等譙國桓氏人物繼續專權，謝安在桓溫死後請出孝武帝從嫂崇德太后褚蒜子第三次臨朝聽政。史載：“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謝安和王坦之在擁立孝武帝、匡扶晉室的過程中立下大功，自然也得到報償。所以，東晉實權仍由士族門閥把持，只不過由譙國桓氏逐漸轉移到太原王氏和陳郡謝氏手中。

寧康三年（375年）五月，王坦之死，謝安勢力更盛，與桓衝分處中外，形成東晉權力結構的平衡。同年八月，孝武帝大婚，迎娶太原王氏名士王蒙的孫女王法慧為皇后，其弟琅邪王司馬道子也迎娶王坦之的從侄女為王妃，這不僅使太原王氏的影響力繼續存在於東晉朝廷，也為孝武帝后期主相相持的政局埋下伏筆。

太元元年（376年）正月初一，孝武帝加元服，崇德太后歸政，謝安以中書監錄尚書事，成為名副其實的宰相。[5]謝安當權的最大弱點在於沒有可靠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由於對內要防範仍在荊州盤踞的桓衝勢力，對外要對付日益強盛的前秦政權，陳郡謝氏對於武力的需求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