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黃帝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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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改變了作戰方針，決定主動出擊。十一月，謝玄派劉牢之率精兵五千強渡洛澗，去攻擊對手的5萬人馬，大獲全勝，斬前秦梁成等10將。洛澗之戰令晉軍信心倍增，謝石繼續揮軍水陸並進，直抵淝水東岸，在八公山邊紮下大營，與壽陽的秦軍隔岸對峙。謝玄見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形勢又不容許晉軍曠日持久地打消耗戰，便派使者去秦營，要求秦軍把陣地稍向後退，空出一塊地方，好讓雙方一決勝負。苻堅認為讓軍隊稍向後退，待晉軍半渡過河時，再以騎兵衝殺，這樣就可以取得勝利，於是就答應了謝玄的要求，指揮秦軍後撤。結果秦軍一後撤就失去控制，陣腳大亂。謝玄率領八千多騎兵趁勢搶渡淝水，向秦軍發動猛攻。朱序這時在陣後乘勢喊叫：“秦軍敗了！秦軍敗了！”秦軍有很多是強徵入伍的，而且由多個民族組成，可謂同床異夢，人心本來就不穩，朱序這一喊，以為真的敗了，越發慌亂，爭相逃命，幾十萬軍隊就像山崩了一樣丟盔棄甲的大潰逃。謝玄等乘勝追擊，直至青岡（今壽陽縣西三十里）。此時，前秦名將苻融戰死，苻堅中了流矢，單騎北逃，朱序乘亂投奔晉營，東晉獲得淝水之戰的勝利。淝水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並給後人留下了著名的歷史典故和成語。如“投鞭斷流”、“風聲鶴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直膾炙人口。

淝水之戰後，東晉趁北方大亂之機，收復了巴蜀及山東河南大片失地，一直打到黃河北面的鄴城。後來由於翟魏、西燕、後燕等胡族政權的反攻加上東晉朝廷的內鬥，東晉在淝水戰後所收復的淮北土地至孝武帝末年又大部喪失。

主相相持

淝水之戰的勝利延續了東晉王朝的命脈，但內部的權力結構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隨之而來的則是統治集團的內訌。在門閥政治下隱忍已久的孝武帝司馬曜在前秦南侵期間的太元八年（383年）九月便以胞弟琅邪王司馬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開始分謝安的權。[1]陳郡謝氏主導了淝水之戰的勝利，卻遭遇功高不賞的窘境。這一是因為長江上下游的桓、謝矛盾，但該矛盾由於淝水戰後不久桓衝死去、桓氏暫時無人而化解；二是因為孝武帝、司馬道子代表的司馬氏皇權向士族門閥的挑戰，這是導致謝氏面臨危機的主要原因。當時太原王氏的王國寶等人以“讒諛之計”離間孝武帝與謝安關係，再加上謝安本有名士情結，不願爭權奪利，便作出讓步，於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請北征，並於翌年四月出居廣陵，八月去世。司馬道子順理成章地成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隨著謝安被排擠及死去，謝玄也不能自安於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於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解除兵權，退就會稽內史，一年後去世，他所節制的徐、青、兗三州也先後被司馬道子（兼領徐州刺史）和譙王司馬恬（青、兗二州刺史）這兩位皇室成員瓜分。謝玄的引退標誌著陳郡謝氏的門閥政治落下帷幕，也意味著孝武帝完成了皇權的收回。

儘管孝武帝實現了親政，“威權己出”[1]，但他顯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孝武帝與其弟司馬道子一起沉湎酒色，把宮廷搞的烏煙瘴氣，又信奉佛教，寵幸僧尼，朝政日益昏暗。然而，在孝武帝和司馬道子“酣歌為務”的表面下，兄弟之間卻潛藏著深刻的矛盾，從而形成了太元后期的“主相相持”格局。主相相持直接表現為外戚太原王氏內部的矛盾，即孝武帝王皇后出身的王恭一系和琅邪王妃出身的王忱、王國寶一系之間的鬥爭。太原王氏雖繼陳郡謝氏而興，但既無人才亦無事功，不足以制約皇權並維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別依附司馬氏而貪圖門戶利益，這與此前的門閥政治格局已大不相同。司馬道子成為宰相後，權勢越來越大，袁悅之更勸司馬道子專攬朝政，王恭乃請孝武帝殺袁悅之。孝武帝託以它罪殺袁悅之於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