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帝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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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三國志》內容精潔，三書很少重複，然宋文帝認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文帝驚歎為“不朽”之業。

范曄的史書鉅作、“前四史”之一的《後漢書》亦是元嘉年間完成。

軍事

軍事上，劉義隆在其統治期間，繼承劉裕北伐的政策，乘北魏與柔然交戰之際征討河南，史稱“元嘉北伐”。宋文帝劉義隆為收復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430年）佔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臺、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宋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劉宋的北伐起初也迫使魏兵北撤，但後來，拓跋燾率步騎數十萬南下，陵踐六州。百守千城，莫不奔駭。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即“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此次北伐規模不大，也是無功而返。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故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劉宋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但是劉義隆對外的軍事活動並非毫無亮點，主要表現為制止了林邑國（佔婆）的侵擾。林邑國在東晉時多次侵擾中國南疆的交州地區，尤以永和和義熙年間為最。劉義隆在位時，林邑對中國採取一面朝貢一面寇邊的策略。林邑王范陽邁野心膨脹，更是於元嘉十年（433年），要求劉宋將交州交給自己管理，劉義隆予以拒絕。[59]此後林邑不僅騷擾不止，貢品也很微薄，劉義隆再也無法容忍林邑的放肆，決定展開對林邑國的懲罰行動。他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愨討伐林邑，范陽邁佯裝恐懼，上表願歸還所掠奪日南郡民戶，實則緩兵之計。於是宋軍繼續進發，於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一舉攻克林邑北部重鎮區粟城（今越南廣治西北），斬區粟王範扶龍，將城中15歲以上的人全部活埋，樓閣雨血，填屍成京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