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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竇嬰、丞相田蚡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1][2][3]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歷史背景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晁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后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繫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產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法家代表之一的韓非在他的論著中認為:現有社會局勢混亂,割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需要君王統一國內一切力量來維護統治,這便需要有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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