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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追慕「貞觀政風」而力圖仿效。

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舉代門第,逐漸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世家豪族輪流掌政的惡習,廣開平民高仕的機會,清除舊社會的觀念,緩和了社會矛盾。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古代集權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不足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於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為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徵。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太宗聽後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藉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徵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後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徵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徵之後,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瞭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今天第二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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