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西線無戰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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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地，土地兼併比舒州還要嚴重，從來逃亡過來的流民更多，舒州刺史衙門之前曾經做了初步調查，發現從江南地區遷移過來的外來人口，至少有兩萬多人。

這些人多半聚集在皖口城附近，使得那裡漸漸的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定居點，儘管那裡還沒有城市的影子，可是大家都明白，那裡終究會變成一個城市的。劉鼎對此深信不疑，因為現在的皖口城，就是日後的安慶，是安徽地區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如何處理這些流民的問題上，劉鼎直截了當的表示，可以在皖口城建城，將其當做舒州下轄的第五個縣。

舒州目前的財政收入，還是相當可觀的，年收入（歲收）超過3萬緡（貫）。這是個了不起的收入，要知道，唐代末期藩鎮割據，戰亂不斷，生產力受到極大的破壞，主要的財政收入，主要是來自鹽鐵專賣，另外還有茶稅、酒稅等專賣品，普通的稅賦收入極少。根據資料記載，大曆初鹽利收入為60萬緡,末年超過十倍,那就是600萬緡,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60%。至於唐後期，隨著茶稅的日益加重，茶利也同步增長，大約每年獲利100萬緡。

而舒州，恰恰是個沒有鹽鐵，沒有茶酒的地方，天柱山出產的天柱劍毫，根本上收不到一分錢，就是這個地方，每年還有3萬緡的財政收入，說明這裡的農業和商業發展還是比較穩定的，沒有受到戰爭的太大影響。劉鼎之所以想方設法要進入舒州，就是看中了這一點。任何時代的爭霸戰，沒有一個堅固的後方是不可能的。當然，這樣的財政收入，是遠遠不夠的，為了打造更加繁華昌盛的舒州，劉鼎決定對稅法進行一定的調整。

根據諸葛斌的詳細介紹，唐朝前期的賦役制度稱為租庸調，源於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調、力役制度。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貞觀年間又作了詳細規定：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絹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稱“輸庸代役”；每年交絹2丈，綿3兩，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調”。這就是租庸調製。

租庸調製的特點是以丁為徵收單位，不服徭役可以折“庸”代替。這個定製為唐王朝聚斂了鉅額的財富。 據史書記載，到天寶初年，全國的糧倉存糧9606萬石，以當年應負擔賦稅的男丁計算，每丁平均12.5石，相當於他們六年多的租額。後來，隨著土地買賣和兼併的盛行，均田制逐漸遭到破壞，農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斷加重賦稅，致使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政府控制的納稅人數越來越少，財政收入減少。這樣，租庸調製行不通了。

安史之亂以後，唐政府根據宰相楊炎的建議，頒行兩稅法。兩稅法規定每年分別在夏秋兩季徵稅。它的主要內容為：政府根據每年的開支確定賦稅總額，然後攤派徵收；以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墾田數作為攤派稅額的標準；租庸調和其他雜稅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財產的多少徵收地稅和戶稅；商人在所在的州縣納稅，稅率為資產的三十分之一。

兩稅法的特點是從按丁徵稅轉為按財產徵稅。它從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稅特權，擴大了徵稅面。同時，它將各種捐稅加以合併，體現了賦稅的發展規律，是中國稅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勞動人民的負擔依然很重。唐憲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詩人白居易在詩中寫道：“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唐朝的稅法，從租庸調到兩稅法，始終沒有徹底廢除按照人頭收稅的規定，兩稅法裡面也始終保留著戶稅，使得民間藏匿男丁的風氣還是比較嚴重，經常出現一家十幾人，但是沒有一個適齡男丁的情況，這是統計人口最大的障礙，也是造成流民眾多的主要原因。按照諸葛斌的估計，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