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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對此的熱情應該只是暫時的,待過些日子心中的熱情消退之後,自然會因為生活瑣事而冷卻下來,不至於閒著沒事拍著胸口去猜測朝廷幾時起兵討伐巴國覆滅韓國這種不切實際的事情。
不過,國民的自信心膨脹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比如說,魏國逐漸適應了對外戰爭,國內的貴族固然是因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戰後利益而支援對外戰爭,而平民則更多的是為了出人頭地,畢竟在沙場上殺敵立功,這是提高地位社會最危險但也是最快的途徑。
基於這種情況,魏國冷卻多年的軍功爵制,彷彿再一次充滿了活力,以至於當『河東五令』那邊準備建立新軍的訊息傳出來後,無論是貴族子弟亦或是平民,皆大為振奮,自認為出人頭地、光耀門楣的機會來了。
這種渴望對外戰爭的國民情緒,讓趙弘潤與朝廷喜憂參半。
喜的是,在這種渴望戰爭的國民情緒下,魏國各軍隊的兵源得到了保障,並且,戰鬥力會有一定的提高——回想單靠軍功爵制的秦軍,那是何等可怕的對手。
尤其是趙弘潤心中很清楚,待等魏國解決林胡,或者韓國解決東胡,兩國之間必有一戰,一場決定誰才能成為中原霸主地位的大戰。
到那個時候,韓國就不會像這兩次一樣小打小鬧了,要知道這兩次國戰,韓國最精銳的北疆邊防軍,只是到最後關頭才出動了不到一半而已。
而讓人驚駭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有肅王軍參戰的魏**隊,居然沒能在那場『高牆戰爭』中佔到什麼便宜。
當然,在那場高牆戰爭中,武安韓軍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
從理論上來說,韓國在這次戰爭中大概動用了五成的力量,而魏國這邊呢,大概動用了七成左右——畢竟魏國的精銳,比如浚水軍、成皋軍、碭山軍等,這回也沒有全部出動。
魏國七成力量與韓國五成力量打了個平手,這就是魏韓兩國目前的差距。
別看魏軍這次攻陷了韓國的王都邯鄲,這只是因為韓國內部爭權奪利導致的結果罷了,倘若釐侯韓武、康公韓虎以及莊公韓庚早些達成意見,早早調來『上谷守馬奢』,進駐邯鄲,魏軍不見得能夠打下這座城池。
憂的是,倘若軍功爵制全面復活,取代瞭如今魏國的選材策略,這雖然可以使魏國再次變成一頭強大的怪獸,但也會造成不利的一面。
畢竟軍功爵制是需要不斷地對外擴張作為養分的,它是『以戰養戰』的最直接體現,也就是說,倘若放任不管,朝廷的意志將會被好戰的民意綁架,再加上國內有些貴族的煽風點火,到時候,就算朝廷不希望與韓國、楚國這種強國開戰,恐怕也會被民意逼得與對方開戰。
基於這個原因,在歲末的時候,禮部尚書杜宥就親自拜訪了肅王趙弘潤,建議將明年那場考舉辦得更具規模,用考舉的聲勢,來壓制對對外戰爭勝利滋味念念不忘的國民情緒,讓國民清醒頭腦,使他們明白,想要出人頭地,不單單隻能透過軍功,依靠考舉步入仕途也是一樣的。
在這種情況下,禮部尚書杜宥又向趙弘潤提出了本來不受重視的武舉,作為國內縣尉、都尉、將軍的參考依據,總而言之,禮部尚書杜宥的主張很明確,提高考舉的地位,淡化連年來對外戰爭勝利所引起的國民好戰情緒。
鑑此,趙弘潤順理成章提出了建立『軍校』的理念,在大梁城外圈了一塊地,草創了『大魏兵學』,並且在魏**隊那『士非教不得徵』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私貨:將不學不當任。
簡單地說就是,不識字、不懂得兵法的將軍,不可再升職為將軍。
對於這個觀念,朝廷欣然接受,而貴族們亦欣然接受,唯獨在平民間,激起了一些抱怨。
畢竟讀書寫字,在魏國仍然不算普及,在此之前很多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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