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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人替他說情,結果死於非命。與之成為鮮明對比的是同樣參與編修國史的中書侍郎高允,因為其是太子的老師,卻保住了性命。當時朝中少有河北出身的高官,而多有出身關隴的官員,他們對河北士子多懷有敵意,與崔浩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

“那十二郎你覺得我們盧氏子弟就這樣下去便行了?”老者問道。

“叔伯!”盧十二答道:“吾宗之祖子幹公起家顯名於漢末,傳承至今已有四百餘年,其間比吾姓顯赫的大有人在,而傳至今日,可與盧氏並稱的也不過只有崔、王、趙、李寥寥數家罷了。究其原因,吾宗深固根本,而不求一時之榮華,長安洛陽之三公固好,不如州郡之別駕從事,這才是吾家傳承四百餘年的要訣!”

聽到這裡,老者也不禁頷首,捻鬚嘆息。盧十二郎說的那句“長安洛陽之三公固好,不如州郡之別駕從事”說透了我國從東漢到中唐時期這段時間的政治邏輯。西漢建立以來,隨著戰國末期、秦漢時期的以來的血統貴族的衰落,以掌握經學學術為條件、世代出仕官職的新貴族逐漸走上了歷史舞臺,這就是魏晉士族的前身,比如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汝南袁氏等。

這些新貴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極其看重郡望,因為漢代主要採取徵辟制度選拔官員,不管你官做到什麼級別,你的後代要走入仕途,都離不開家鄉所在地的官員的舉薦征辟。為了確保權力能在家族內部不斷傳承下去,哪怕你在洛陽當三公,也不能放棄對故鄉的郡守的控制。而當時的地方政治制度更強化了這一點,兩漢魏晉的地方官制裡,除去太守、州牧這些長官是由中央任命,其他的屬官基本是由太守州牧等自己任命的,向中央報備一聲就可以了。由於太守州牧一般都是從外地調來的,為了確保行政效率,通常都會選擇州縣內的郡望子弟出任,別駕、從事就是這種屬官。

由於太守和州牧來了又走,幾年一任,又在當地沒有宗族,所以實際的權力往往是在以從事、別駕為代表的屬官手中。兩漢滅亡之後,王朝更迭如燈籠,變幻無常,這就更加劇了地方強宗大族為的力量。以北魏為例,由於其建立者是鮮卑貴族,所以他們佔領河北之後,通常讓鮮卑貴族出任州郡刺史太守,而州郡的從事別駕就是河北當地士族,比如范陽的一般就是盧氏,清河就是崔氏。這樣就同時確保了北魏國家和漢人士族高門的利益,而後來崔浩一下子任命冀、定、相、幽、並五州士人,直接出任郡守,這就等於直接搶了鮮卑貴族的飯碗,自然下場悲慘。

因此在像盧十二郎這種士族子弟看來,剛剛建國不過半個世紀左右的唐朝不過是又一個北魏罷了,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經歷過石趙、慕容鮮卑、前秦符、北魏拓跋、北齊高、北周宇文、隋楊的河北士族們自然不會對大唐李氏有什麼神聖感和忠誠感。在他們看來,既然李家天子不把我們當回事,那我們也沒必要上趕著去長安當狗,反正自古沒有不滅的王朝,長存的只有姓氏宗族的傳承。過不了多久,長安天子就自然就會有人取而代之。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確保自己對河北這片土地的控制,誰當州郡官不要緊,只要下面的屬官都是他們的,盧氏自然就能長盛不衰。

從一個後世者的眼光來看,盧十二的看法是錯誤的,也是正確的。錯誤的是唐王朝並沒有像石趙、慕容鮮卑、前秦符、北魏拓跋、北齊高、北周宇文、隋楊這些短命王朝那樣迅速滅亡,而是存在了近三百年,在這三百年時間裡,像清河崔、范陽盧這些歷史悠久計程車族子弟們必須在故鄉和洛陽——長安這對政治軸心之間做出選擇。

如果留在故鄉,雖然能保持對宗族和田產的控制,但也意味著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唐代特有的科舉制度下,如果一個士子不能長期在以長安洛陽為軸心的核心地帶活動,他能夠獲得仕途上的發展機率是很低的;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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